《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司马迁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向老子请教周礼。
老子说“：你所说的，那些人的骨头都已腐烂了，只有他们的言论还存在。
再说君子生得其时便驾车出仕，生不逢时则如蓬蒿随风飘行。
我曾听说，好的商人深藏财货，如同空虚无物；君子具有高尚品德，容貌谦虚如同愚钝无知。
抛弃您的骄傲之气与过多的欲望，除去您的做作之色与过大的志向，这些都无益于您自身的修养。
我所能告诉您的，也就是如此而已。”孔子离去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
能跑的可以用网捕，能游的可以用线钓，能飞的可以用箭射。
至于龙我就不知如何相处了，它乘御风云而直上九天。
我今日见到老子，他难道就是龙吗？”老子修治道德，他的学问以自隐无名为宗旨。
他居于周都很久，眼见周室衰微，于是便离周而去。
到达散关，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一定要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就著书上下篇，阐述道德之意，共五千字，然后离去，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阐述道家的作用，与孔子同时代等等。
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他活了二百多岁，因为他修道养性而长寿。
从孔子死之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时说“：开始秦与周合在一起，合五百年便分离，分离七十年而有霸王出现。”有人说太史儋即是老子，有人说不是，世人也不知哪种说法正确。
老子，就是一位隐君子。
老子之子名为宗，李宗是魏国的将军，受封于段干。
李宗之子名为注，李注之子名为宫，李宫的玄孙名为假，李假在史记汉文帝朝任职做官。
而李假之子李解任胶西王刘..的太傅，因而就定居于齐地。
世上学老子的人则贬绌儒学，学儒的人也贬绌老子。
“宗旨不同的人不通谋划”，难道就是说这种情况的吗？李耳讲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清静而民自正。
庄子是蒙地人氏，名为周。
庄周曾经做过蒙地漆园小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
他的学识无所不窥，而宗旨归本于老子的学说。
所以他著书十余万字，大多是寓言故事。
所作《渔父》、《盗跖》、《月去箧》，都是用以诋毁孔子之徒，并阐明老子之术。
《畏累虚》、《亢桑子》一类文章，都是空言而没有事实。
然而，他善于作文分析辞句，指称事物切合情状，用以攻击驳斥儒家、墨家，即使是当世的积学之士也难以自行解免攻击。
他的文章汪洋辟阖，纵横自恣，以适合自己的心意，所以从王公大人起都不能重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者以丰厚的礼物去迎接他，答应聘他为国相。
庄周笑着对使者说：“千金的确是重利，卿相的确是尊位。
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的牺牛吗？喂养它几年，给它披上锦绣，将它牵入太庙。
当此之时，它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活着，难道可以办到吗？您赶快离开，不要玷污我。
我宁愿在污水沟里游戏自快，也不愿为国君所羁绊，终身不出仕，让自己适意自快。”申不害是京邑人士，原为郑国低级官员。
学成刑名法术而求见韩昭侯，昭侯用他为国相。
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侯，执政十五年。
直到申子去世，国家太平，军队强壮，没有谁侵犯韩国。
申子的学说本于黄老而以循名责实为主，著书二篇，称为《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
他喜爱刑名法术之学，而宗旨归本于黄老。
韩非为人有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说话，而善于著书。
他与李斯都师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
韩非眼见韩国的削弱，多次上书谏劝韩王，韩王不能用韩非。
于是韩非痛恨韩国治国不注重修明法令制度，掌握权势以驾御臣下，富国强兵而寻求任用贤人，反而举用浮夸淫说的蠹虫而凌驾于建功求实者之上。
他认为儒者用文辞扰乱法度，而侠者用武力违犯禁令。
太平之时宠信沽名钓誉之人，危急之时使用披甲戴盔之士。
现在供养的人并非使用的人，使用的人并非供养的人。
悲叹廉洁正直之士不为邪曲谄谀之臣所容，考察往古得失的变化，所以写作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凡十余万字。
韩非深知游说人主之难，所写的《说难》文中说得很详细，然而终于死于秦国，不能自脱于难。
《说难》述说：一切游说的困难，不在于我的智慧用以说服人主有困难，不在于我的口才辩明我的意思有困难，也不在于毫无顾忌地充分表达意见有困难。
一切游说的困难，就在于揣测游说对象的心理，用我的言辞去适应他。
游说的对象意在博取高尚的名声，而用厚重的利益去游说他，游说者就会被视为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必被遗弃疏远。
游说的对象意在贪图厚重的利益，而用高尚的名声去游说他，游说者就会被视为缺乏心计而脱离事物情理，必定不会被录用。
游说的对象实际上贪图厚重的利益而表面上博取高尚的名声，而用高尚的名声去游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游说者；如果用厚重的利益去游说他，就会暗中采纳游说者的意见而公开抛弃游说者。
这些是游说者不可不知的。
行事以守密而成功，言谈以泄密而失败。
未必是游说者本身泄露，而言谈中涉及君主所隐匿的事，这样游说者就有危险。
人君有过错，而游说者用明白的语言和正确的议论推究其过错的恶处，那么游说者就有危险。
游说者还没有得到人君的恩宠深信便尽其所知说出来，意见被采纳实行而且有功效，而游说者却并无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出现失败，那么游说者就会受到怀疑，像这样游说者就有危险。
人君已有良策并想作为自己的功绩，游说者参预其事，就有危险。
人君公开进行某事，而自有别种目的，游说者参预而知其计，就有危险。
强行劝说人君做不愿意做的事，尽力阻止人君使停止其不愿意停止的事，游说者就有危险。
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地位高贵的人，就会被认为挑拨离间；和君主议论地位卑贱的人，就会被认为挟诈卖权。
议论君主喜爱的人，就会被认为有所利用；议论君主憎恶的人，就会被认为有所试探。
说辞简略直接，就会被认为没有才智而遭受屈辱；说辞铺陈文华，就会被认为语言烦琐而厌其久长。
顺从君主之意而陈言，就会被认为怯懦而不尽心；深思熟虑而广泛陈言，就会被认为粗鄙而多倨傲。
这些是游说的难处，游说者不可不知道。
一切游说的要务，在于懂得粉饰君主尊敬的对象，而掩饰君主避讳的事物。
他自知谋划得失，就不要用他的失误去穷究；他自行勇作决断，就不要用对立观点去激怒；他自夸力量强大，就不要用为难之事去阻拦。
规划与君主的作为相同的其他之事，赞誉与君主的德行相同的其他之人，就粉饰而不贬损其事其人。
有与君主同样的过失，就公开粉饰说没有过失。
大忠之人不当面违逆，匡辅之辞不直接冲突，然后才尽量施展辩智。
这就是亲近之人不被怀疑，能尽其辞辩的困难。
须得经历漫长的时间，而恩泽深厚之后，计虑深远而不受怀疑，彼此争议而不被怪罪，这才明白地计议利害而为之创建功业，直接地指陈是非而为之修饰人品。
用这种态度彼此相待，这便是游说的成功。
伊尹做庖厨，百里奚当俘虏，都是由一定的途径来求见他们的君上。
这两位先生本来都是圣人，尚且不得不身执贱役而经历世事如此卑污，那么智能之士也就不将这些看作耻辱了。
宋国有个富人，因为天雨而墙壁崩坏。
他的儿子说“：不修筑将会被盗。”其邻居老者也这样说。
晚上果然丢失许多财物，这富人家很赞赏儿子的明智而怀疑邻居老者。
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便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君为妻。
于是询问群臣说：“我想要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关其思说：“胡国可以讨伐。”郑武公便斩杀关其思，说：“胡国乃是兄弟之国，你说要攻伐它，是何居心？”胡君听说此事，便以为郑国与自己亲善而不防备它。
郑人突然袭击胡国，攻取了它。
这两位说话人，他们预知都很准确，然而重者被斩杀，轻者受怀疑。
不是知道某种事情困难，而是处理所知道的史记事情很困难。
从前弥子瑕受到卫君的嬖宠。
卫国的法律规定，私下驾用君车的人罪至断足。
不久弥子瑕的母亲得病，有人听到此事，连夜前往告诉弥子瑕。
弥子瑕就擅称君命驾君车而出。
卫君听说此事后称赞他说：“孝顺啊，为母亲之故而犯断足之罪！”弥子瑕与卫君在果园里游玩，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没有吃完就献给卫君。
卫君说：“爱我啊，忘记自己的口而想着我！”等到弥子瑕颜色衰退而宠爱淡弛，终于得罪了卫君。
卫君说：“此人曾经擅称我的命令驾我的车，又曾经将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德行与当初本无变化，从前受称赞而后来却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所以，受到君主宠爱，便被看作聪明如意而更加亲近；受到君主憎恶，便被视为罪有应得而更加疏远。
因而劝谏游说之士不可以不详察君主的爱憎之后再进行游说。
龙本为虫类，可以玩耍并可以骑。
但它的咽喉下方有一尺来长的逆鳞，人要是触动它，龙就必定杀人。
人主也有逆鳞，游说人主而不触动人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有人将韩非之书传到秦国。
秦王见到《孤愤》、《五蠹》等书，说：“啊，寡人能见到此人与之交游，便死而无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所著之书。”秦国因而急攻韩国。
韩王当初不能任用韩非，到危急之时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喜爱韩非，但并未信用。
李斯、姚贾嫉妒他，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
现在大王要兼并诸侯，韩非终究要为韩国而不会为秦国尽力，这是人之常情。
现在大王不任用他，让他久留于秦而后回去，这乃是自遗祸患，不如因其过失以法律处死他。”秦王认为也是这样，便将韩非交给司法官吏定罪。
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
韩非想要亲自向秦王陈述是非，却无法见到秦王。
秦王后来悔悟，派人去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去。
申子、韩子都著书，留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保存。
我惟独悲悯韩子著《说难》而不能自脱灾难。
太史公说：老子所崇尚的道，虚无因循，以无所作为来顺应变化，所以他著书措辞微妙而难以理解。
庄子扩散道德，放纵言论，宗旨也归本于顺应自然。
申子自我勉励，施行于名实之辩。
韩子引用绳墨，判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惨急深刻而绝少恩慈。
数家皆源于道德宗旨，而老子最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