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 章太炎

乌乎！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矣。(除去复重《旧唐书》《旧五代史》二种)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

自清室滑夏，君臣以监谤为务。当康熙时，戴名世以记载前事诛夷矣；雍正兴诗狱，乾隆毁故籍。姗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偷窳，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悲夫！天子之将崩，便房、题凑、璠玙、玉匣之属，宿成于考工，无所吝讳，虽讳亦不得不豫。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赍送以赗襚者，国死而赍送亦绝，可不哀邪？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所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氐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殽矣。

清室始滑夏，崇拜浮屠以奖其奸，烝报尊亲以盈其欲。故世祖大行，暗曶之事，吴伟业诗彰之。而张煌言为《满洲宫词》，箸文皇后之婚睿王。(张苍水《奇零草》有《满洲宫词》云："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大后婚。"此当时事证)然皆家人事，米盐琐细，不箸于惇史无损。史之枉桡，曰："圣祖至仁也"。滇都沦丧，天保既定．而明之宗室诛夷残破，不记于史官。仁和宋氏者．自言明裔，康熙世惧搜戮，改氏曰宋。风皇朱氏者，自言明裔，清初逃之镇{阜}山中，戒子姓不出山。亦足以见其戕虐三愙，憯毒无道，视蒙古之遇宋裔，绝矣！且延恩之封，不建于六十一年，而待世宗，明明裔彫零破覆尽也。高宗者，威谋若神，善御将帅，每用兵，诸将必禀承庙算，违者辄败。以成事诊之，福康安、柴大纪之狱，功罪易知，犹乱于名实，若万里之外何？薛莹《汉纪》有言："古者师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违失无不折伤。意岂文史之过乎？不然，虽圣人其犹病诸？"(《御览》九十引。莹，吴人，与韦昭同时)

田文镜之峭核，天下称其酷吏。赵申乔者，以清方被主知，善为句稽，布政有绩，及其发《南山集》以诛名世，余螫被于方苞诸良，钳语丑正，伤志士之心。清世以文字成狱者，自此始。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其恶超跃于文镜矣！比迹彭鹏，声为惠吏，国史无讥，而草野亦莫之讥也。乃者宋之徐爰，谙识朝章，大礼仪注，非爰不定。其学业精博，终身亦未有大过也。徒以豫参顾问，能得人主微旨，既善傅会，又饰以典文，遂与阮佃夫等同列于《恩幸传》。今之徐乾学、高士奇，非爰之亚佐邪？国史无讥，而草野亦莫之讥也。钱谦益与冯铨，其二心一也。一思明，一忘明，则恶名归于思明者。肃顺与奕訢，其辅主一也。一骨鲠，一夸毗，则美名归于夸毗者。且李绂、孙嘉淦，若遽受大辟，则百岁不雪矣。讷亲、张广泗，诚得减死，贳贷前事而复用之．其褒颂载涂又可知也。

夫国史诎于人主，首施俛仰．无柰之何，而私箸者复逐游尘以为褒贬，如之何其明枉直也？又辽左旧臣，起自草昧，而传者辄加文饰．推其学术，多仿佛雒闽。斯与魏收、牛弘之记索虏何异？(《史通浮词篇》云："如《魏书》称登国以乌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述道武结婚藩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奢言无限，何其厚颜？"又《杂说篇》云："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而弘载周言，文雅若此，动遵经典，多依《史》《汉》。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苏、张。贾生叙鹏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案：世儒载满洲事迹，多有类此，不独学似雒闽而已)至于淫秽之迹，墨贼之状，故老相传，十口不殊，而不箸于竹素者，尚将千万。易世以后，其事湮沦矣。欲求信传，盖其难哉！

书志者，受成于官书者也。前世上下非甚鬲越，所施法令，惟礼乐等秩，县其文具，而民不率行；其他每下一令，虽有邕滞，大氐见诸施行矣。故苟有练习制度者，上观法式，下览计簿，无必清问下民，而优于作志。蔡邕之《十意》是也。其后有空文不行者．私录具在，犹可句校。

自清室布政，不综名实，筐箧猥积，而细民弗知；期会迫亟，而吏有余裕。奏记文牍，是非贞伪，成于赇赂。兵制、刑法，不胜其弊。

至食货，益羕羕无可稽。法令之所需，官司之所内，农商之所输，数各乖异。曩者独有盐、漕、河三政，詑谩泰甚，俊民党言以陈其弊，大吏下问，始播扬之，更制新法。今又四五十年矣，惟河北流少事。盐、漕之政，隐疵伏瘢，又参半于昔者，下无良书，则不得彰闻也。又官书称民数四万万，比伍而阅，必无四万万矣；称氂金岁二千万，贾人所赋，必再倍二千万矣。昔康熙中祀，名为家给人足。谀者直者，雷同无异辞。独唐甄生其时，则曰"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燿，冠服华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潜书存言篇》)由此言之，宽假之令，免赋之诏，皆未施行也。众谀之言，仰戴仁帝以为圣明，虽直者犹倾之。惟甄发其覆蒙，然尚不能详其时粟布、泉币、械用盈绌之大齐，后史无所依据以为实录。食货之条，又有万此者，当何所取酌以为国典邪？

若乃清之礼乐，胡汉杂用。其发端多鄙倍，深自讳匿。至于今，堂子之神怪，达赖之尊礼，名实缘起，不可得而详也。兼是数者，虽欲为志，而风俗蕃变之故，政事棼理之迹，文之与实一切相缪，宁得不谢短乎？

传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清氏御世也，岂不欲褒扬其祖考，滂沛令闻，棻香无穷？故示之意旨，使杜塞其姗谤者。终然清议寝息，而浮虚之颂，牣于宇甸。及其弄臣酷吏，配享在下，相引以为华，语繁听厌，虽有实美，诚伪不辨，一切无以自别。孰与纵民之譁嚣，恣其载笔，令美恶偕箸，异时纪传书志得所因袭？其恶，诚蒙谯让于后；其美者，人亦乐谈而不厌。以校今兹，孰修孰短也？夫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将奄其咎，必憎其表，事之理矣。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亦无算也哉！

或曰：西方皙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述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

附：中国通史略例

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稚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覆，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钱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今修《中国通史》，约之百卷，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夫策锋、计簿、相斫书之为者矣！

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彪蒙之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亦犹志方舆者，或主郡国，则山水因以附见，其所起讫，无必致详；或主山川，记一山必尽其脉带，述一水必穷其出入，是宁能以郡国封限矣！昔渔仲粗粗，用意犹在诸《略》；今亦循其义法，改命曰《典》，盖华峤之故名也。

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撰十篇，命之曰《记》。

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二表而已。昔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胪举蜀才，不遗小大；及为《蜀志》，则列传亡几。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案：大史公引《禹本记》、杨子云作《蜀王本纪》，皆帝者之上仪也。然汉《艺文志》儒家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而刘縚《圣贤本纪》亦列子产．见于《文选王文宪集序》注所引。是知纪传本无定称。今亦聊法旧名，取孟坚《考纪》、子政《别录》以为识别云尔)

列表五篇：首以《帝王》，以省《考纪》；复表《师相》，以省别录。儒林文苑，悉数难尽，其撰述大端，已见于《文言》《学术》二典，斯亦无待作传，故复列《文儒表》，略为第次，从其统系而已。方舆古今沿革，必为作典，则繁文难理；职官亦尔，孟坚《百官公卿》止于列表，一代尚然，况古今变革可胜书邪？故于《帝王表》后，即次《方舆》《职官》二表，合后《师相》《文儒》，为《表》凡五云。

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上世瞽史巫祝．事守相近；保章、灵台，亦官联也，故作史必详神话。降及迁、固，斯道无改。魏、晋以来，神话绝少，律历、五行，特沿袭旧名，不欲变革，其义则既与迁、固绝异。然上比前哲，精采黯黕，其高下相距则远。是繇一为文儒，一为专职尔。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霩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后世经说，古义既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绝神话，而无新理以敹彻之。宜矣！其肤末茸陋也。要其素知经术者，则作史为犹愈。允南《古史》，昔传过于子长，今不可见。颜、孔《隋书》，亦迁、固以后之惇史。君卿《通典》，事核辞练，绝异于贵与之伧陋者。故以数子皆知经训也。(近世如赵翼辈之治史，戋戋鄙言，弗能钩深致远．由其所得素浅尔)惜夫身通六艺之士，滞于礼卑而乏智崇之用，方之古人，亦犹倚相、射父而已。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庶几无愧于作者。

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庄周、韩非，其非古之良史邪！

设局修史，始自唐代。繇宋逮明，监修分纂，汗漫无纪。《明史》虽秉成季野，较《宋》《元》为少愈，亦集合数传以成一史云尔。发言盈廷，所见各异，虽有殊识，无繇独箸。孟德斯鸠所谓"古事谈话"者，实近史之良箴矣。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昔《春秋》作而百国宝书崩，《尚书》删而《三坟》《穆传》轶，固缘古无雕版，传书不易，亦繇儒者党同就简．致其流亡。然子骏《七略》：《尚书》家犹录《周书》；《周官》而外，《周法》《周政》亦且傍见儒家；固非谓素王删定以后，自余古籍，悉比于吐果弃药也。《通史》之作，所以审端经隧，决导神思。其佗人事浩穰．乐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旧史具体，自不厌其刘览。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