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李侗传· 脱脱,阿鲁图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人。二十四岁那年,听说本郡人罗从彦学得了河、洛之学,于是以书信拜谒他,其中大致说:
“李侗听说,天下有三个根本,父亲生养儿子,老师教授学生,君主治理国家,缺其中之一则根本就不能树立。古代的圣贤没有谁没有老师,他们学习的勤奋与懒惰,涉及道学的浅显与深邃,求取得益的先与后,是存还是亡,其详细情况不可能去考查。惟有洙水、泗水之间,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中的贤徒,议论问答,全部记录在简册上,有足够的根据可以稽查,是因为凭借孔夫子而愈益明了。孟子以后,儒道失掉了传承,分成了各个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再没有见闻于世。其聚徒讲学成群的人,他们所相传教授的,只是做些句读、解释文字而已,谓之熄灭、失传是可以了。
“惟有先生衷心信服龟山先生的讲席已有一年多了,况且曾经从学于伊川先生之门,得到没有传承的孔孟之道于一千五百年之后,性情明而修,行为完而洁,扩其道以广大,体验其道以仁恕,精深微妙,各终其极致,汉朝、唐代的各位儒生没有与之相近似的。至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以谦感人,和别人一起就能感化别人,如春风吹发万物,大概也没有谁知道其所以然。凡是读圣贤之书的人、粗有见识的,谁不希望能够得到你传授的经典,以询问疑难,至于有不同意见的人,本应当放置一旁而不议论他。
“李侗愚笨、鄙陋,仅仅是学习科考举子之业,不能够从学于您的门下,而今天诚恳地想来求教,是因为所寻求的东西大于利禄。李侗还听说,道可以治心,就像吃了食物使人肚腹饱满,就像穿衣服而可以抵御寒流。人有迫于饥饿、寒冷的忧虑,因此,忙碌地谋取衣食,造次颠沛,始终没有忘记。至于心之不治,如面临末世的危险而不知道去忧虑,岂不是爱心不如爱口与身体吗?我为此百思而不得其解。
“李侗没有考虑自己的天资浅陋,仅是以祖父的儒学起家,不忍心于坠入箕裘之业,忙忙碌碌地追求利禄之学,虽知道真儒有所作为,闻风而起,本不如先生亲自动手所得于动静语默之间,亲眼看见而意思周全。现在我已有二十四岁,茫然间而又没有停止学习,显明的道理没有弄清而是非无以辨别,宅心不广而喜怒情绪容易变化,行为不完美而悔吝很多,精神不充实而智巧袭用,选择了而不干净,遵守了而不足够,从早到晚恐惧忧虑,就像忍饥挨饿受冻的人寻求充饥御寒的器具。不然的话,哪里敢以不肖的身份来成为先生的拖累负担呢。”
李侗跟随罗从彦多年,被教授《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从彦喜欢静坐,李侗退入宫中也静坐。罗从彦告诉他从静中看喜怒哀乐的情感未发生之前的气象,而从中寻求所谓“中”,好久以后,而于天下之理洞贯通达,依次融会释然,各有条序,罗从彦对此特别赞许。
李侗而后退居山田乡里,谢绝世俗之故达四十年,饮食有时不能充饥,仍怡然自得其乐。事奉亲人,恭敬孝悌,兄长个性刚烈多忤,李侗待他很好,得其欢心。闺门内外愉悦肃穆,若没有人的声音,而众事自有秩序。亲戚中有贫穷的而不能结婚嫁娶的,就为他们帮忙而赈济之。与乡人相处,吃喝言笑,每天快乐,自然和睦。
李侗所接受的后学诸生,答问不倦,虽按照学生的深浅施教,而一定从反省自己开始。所以按他的话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讲,而只是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如果是这样,虽然有一毫私欲之发生,也能退而恭听了。”又说:“学者的毛病,在于没有使人豁然领悟地方。如孔子门下的各位学生,群居终日,互相切磋讨论,又能够依靠孔夫子为指导,故日用平常之间通过观感而开化的人很多。恐怕融会贯通的领悟,不是讲解所能够达到的。”又说“:读书的人知其所说的没有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即自己努力去寻求它,则凡圣贤所至而我所不能达到的,都可受勉励而努力求索。假如直接求之于文字,以作为诵说之资,不成为玩物丧志的人就很少了。”又说“:讲学之要在于深沉缜密,然后气味深长,途径不差。假如概以理一,而不能辨察其本质之区别,这就是学者之所以流于疑惑模糊的真伪之说而自己还不能知晓的原因。”曾经以黄庭坚称濂溪周茂叔“胸中洒落,其开阔的胸襟、坦白的心地,如雨过天晴时风清月明的景象。”作为善于形容有道的气象,曾经常诵读,同时反复要求学者存此于胸中,希望遇事洒脱、明了,这样义理就会不断有长进。
他在讲《中庸》时说“:圣贤的门下所传的是书,其所以开启觉悟后学不是没有更多的对策。然而其中所谓‘喜怒哀乐未发的称之中’的,又是其中一篇的主要的意思。假如仅仅只是记诵而已,那么,为何要这样呢?一定要亲自体验,才能实在地明白这个道理,假如像颜子之叹,显然是若有所见,而没有违背于心想目见的道理,然后扩充过去的知识,力求无所不通,那么就差不多可以说《中庸》了。”他在讲《春秋》时说“:《春秋》中一事各是说明白一个例证,如观赏山水,随步移位观察而形势不同,不可以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所以难说明的,大概是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的心事,没有到圣人的那种洒脱的境界,岂能没有失误呢?”
李侗闲居以后,好似无意于当世之事,然而伤感时空,忧虑国家,议论事情感激之情动人,溢于言表。曾经说:“现在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可任用,这就使上下之气隔离有隙,而致中国日益衰微。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治政用事开始,陷溺人心,至今人们还没有自我觉察到。人趋利而不知义,那么皇上的势力就会日益孤立,君主当于这方面留意,不然的话,就是所谓‘虽有粟米,我能吃得到吗?’”
这个时候,吏部员外郎朱松与李桐同为门生故友,很看重李侗,遣送自己的儿子朱熹跟随他学习,朱熹最终得到了他的全部传承。沙县邓迪曾经对朱松说“:李愿中如冰壶秋月,莹亮清澈,光洁无瑕,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朱松以为这是知情的言论。而朱熹也称赞李侗:“姿态脱俗,禀赋超凡,气节豪迈,修养完美,没有抵触之处,精纯之气表现于面目之间,看起来和蔼可亲,语言严厉,神气坚定,心平气和,言语默然,动静言行,端详闲适,处之泰然,自然之中含有成法准则。平常时日诚实恭敬,对于事情似乎无甚可否,到其应酬事物,判断变化,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冒犯的样子。”又称,自从跟随李侗学习,归去复来,则所听说的更为超凡绝伦。他所达到的境界,还不仅仅是人们对他所称赞的那样。
李侗的儿子李友直、李信甫都参加科举考为进士,在靠近家乡的州县担任官吏,更替请求迎养他们的父亲。归道武夷,正逢福建将帅汪应辰用书来迎接他,李侗前往见他,到的那一天疾病发作,于是死了,卒年七十一岁。
李信甫任官至监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擢升为广东、江东宪司,因为格调超群,有不容于朝的说法。